
2025年10月31日,美国联邦政府“停摆”已经持续31天。
联邦政府资金于10月1日零时中断,美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“停摆”正式生效,除“提供必要服务的政府雇员”外,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,部分公共服务暂停或延迟。
美国政府停摆,表面上是预算谈判破裂的行政现象,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群体心理动因,包括防御机制、身份焦虑、权力恐惧等潜意识因素。
这些心理机制交织作用,使党争超越理性博弈,演变为一种“为对抗而对抗”的集体非理性行为,现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,美国政府两党和民众的潜意识如何运作。
一、党派认同与群体防御
两党对立已逐渐从政策分歧转化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冲突。
内群体偏袒与外群体贬损:政党成员通过否定对立党派的主张来强化内部凝聚力,例如民主党将医保预算视为“道德底线”,共和党则斥之为“财政负担”,这种对立使得妥协被视为对群体的背叛。
道德优越感作为心理防御:双方将自身立场包装为绝对正义,例如民主党以“保护弱势群体”自居,共和党则强调“财政纪律”,实则掩盖了权力争夺的潜意识动机,将国家和民众置于不顾。
二、焦虑转移与替罪羊机制
政府停摆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,被政党策略性地转化为攻击对手的武器,其中涉及焦虑转移与替罪羊机制。
社会焦虑的定向转移:政客将民众对经济衰退(如通胀、失业)的不安情绪引导至对立党派身上。例如,停摆导致航空延误、公共服务瘫痪后,两党互相指责对方“挟持民生”,而非共同解决问题。
精英的潜意识恐惧:特朗普在停摆期间宣称“停摆能带来好处”,暗示可借机裁剪政府规模。这暴露了其对传统行政体系的排斥,以及通过破坏制度来重建个人控制权的心理倾向,这也引发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议。
三、短期快感与制度麻木
停摆的反复发生,折射出群体对即时满足的成瘾,对制度功能的心理麻木。
政治即时主义:为争取短期舆论支持,政客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,以满足选民的情绪需求,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制造“抗争叙事”,而非推动长效妥协。这种策略激活了群体的情绪脑,抑制了理性决策。
心理麻木的扩散:公众对停摆的敏感度逐渐降低,比如第23次停摆仅引发短暂关注。这种正常化机制是一种心理防御,帮助个体缓解无力感,但也纵容了制度的持续恶化。
四、可能激发极端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
政府停摆对民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,可能引发极端行为,背后存在以下心理因素。
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失控感:政府停摆直接导致大量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欠薪工作,面临收入中断、生计受威胁的困境。这种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,会让人感到对生活失去控制,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、压力甚至愤怒。
严重的经济压力与生存威胁:停摆使依赖政府薪水的家庭突然失去经济来源,可能难以支付房租、房贷、食物和医疗费用。这种急迫的经济压力直接威胁到基本的生存需求与家庭稳定。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,情况尤为严峻,他们可能面临失去食品券、租房补贴等关键福利的风险。当个体感到“没有什么可失去”时,可能更容易产生极端想法或行为。
美国心理协会(APA)在2018年的报告就指出,长时间的政府停摆给联邦雇员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健康风险。
美国政府停摆的僵局,远不止是政治理念的分歧,更是一场群体潜意识的演绎。
其中部落思维放大了对立,焦虑转移推卸了责任,而对短期政治快感的追求替代了长远的制度担当。
若要打破这一循环,或许需要跳出简单的政策博弈,正视并反思这些深植于群体心理中的非理性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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