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0月31日，美国联邦政府“停摆”已经持续31天。
联邦政府资金于10月1日零时中断，美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“停摆”正式生效，除“提供必要服务的政府雇员”外，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，部分公共服务暂停或延迟。
美国政府停摆，表面上是预算谈判破裂的行政现象，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群体心理动因，包括防御机制、身份焦虑、权力恐惧等潜意识因素。
这些心理机制交织作用，使党争超越理性博弈，演变为一种“为对抗而对抗”的集体非理性行为，现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美国政府两党和民众的潜意识如何运作。
一、党派认同与群体防御
两党对立已逐渐从政策分歧转化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冲突。
内群体偏袒与外群体贬损：政党成员通过否定对立党派的主张来强化内部凝聚力，例如民主党将医保预算视为“道德底线”，共和党则斥之为“财政负担”，这种对立使得妥协被视为对群体的背叛。
道德优越感作为心理防御：双方将自身立场包装为绝对正义，例如民主党以“保护弱势群体”自居，共和党则强调“财政纪律”，实则掩盖了权力争夺的潜意识动机，将国家和民众置于不顾。
二、焦虑转移与替罪羊机制
政府停摆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，被政党策略性地转化为攻击对手的武器，其中涉及焦虑转移与替罪羊机制。
社会焦虑的定向转移：政客将民众对经济衰退（如通胀、失业）的不安情绪引导至对立党派身上。例如，停摆导致航空延误、公共服务瘫痪后，两党互相指责对方“挟持民生”，而非共同解决问题。
精英的潜意识恐惧：特朗普在停摆期间宣称“停摆能带来好处”，暗示可借机裁剪政府规模。这暴露了其对传统行政体系的排斥，以及通过破坏制度来重建个人控制权的心理倾向，这也引发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议。
三、短期快感与制度麻木
停摆的反复发生，折射出群体对即时满足的成瘾，对制度功能的心理麻木。
政治即时主义：为争取短期舆论支持，政客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，以满足选民的情绪需求，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制造“抗争叙事”，而非推动长效妥协。这种策略激活了群体的情绪脑，抑制了理性决策。
心理麻木的扩散：公众对停摆的敏感度逐渐降低，比如第23次停摆仅引发短暂关注。这种正常化机制是一种心理防御，帮助个体缓解无力感，但也纵容了制度的持续恶化。
四、可能激发极端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
政府停摆对民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，可能引发极端行为，背后存在以下心理因素。
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失控感：政府停摆直接导致大量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欠薪工作，面临收入中断、生计受威胁的困境。这种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，会让人感到对生活失去控制，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、压力甚至愤怒。
严重的经济压力与生存威胁：停摆使依赖政府薪水的家庭突然失去经济来源，可能难以支付房租、房贷、食物和医疗费用。这种急迫的经济压力直接威胁到基本的生存需求与家庭稳定。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，情况尤为严峻，他们可能面临失去食品券、租房补贴等关键福利的风险。当个体感到“没有什么可失去”时，可能更容易产生极端想法或行为。
美国心理协会（APA）在2018年的报告就指出，长时间的政府停摆给联邦雇员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健康风险。
美国政府停摆的僵局，远不止是政治理念的分歧，更是一场群体潜意识的演绎。
其中部落思维放大了对立，焦虑转移推卸了责任，而对短期政治快感的追求替代了长远的制度担当。
若要打破这一循环，或许需要跳出简单的政策博弈，正视并反思这些深植于群体心理中的非理性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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