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授衔后，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军迷群体激烈讨论，曾泽生仅获中将衔的争议时常被提及，成为持续不断的焦点，类似事件被形容为"反复揭开伤疤"。当初承诺"反正不分时间早晚，以实际贡献作为评判标准"，为何在长春起义案例中就有所改变？陈明仁领导两个军反正即可获上将头衔，董其武全家搬迁归顺也能获得上将荣誉，而曾泽生率领部队被围困至物资耗尽才选择起义，最终却得到较低级别待遇？这种差异需要深入分析我军政治考量才能理解其内在逻辑。
曾泽生承受了很大的委屈，这主要是因为起义部队的声誉问题。滇军六十军在国军中向来不受重视，名声很差。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，部队损失严重，蒋介石甚至不给他们补充兵力。长春被围困之前，全军仅存三个师，总人数不到两万八千，而且武器装备还很落后，还是日式装备。再看看陈明仁率领的二十一兵团，其麾下七十一年级属是除五大主力外战斗力最强的部队，四平战役后装备了美国提供的武器，投诚时每个师编制人数超过九千，这种强大的底子对于解放军来说就是现成的作战力量。
反叛的资本涉及两个关键点，即实际掌控的产业和未来的潜在价值。当年在绥远发动叛乱时，董其武掌握着骑兵第四旅这类重要武装力量，同时还有归绥和包头这两个关键战略要地。这样的配置能够显著影响华北战场的态势，比起曾泽生被围困的零散部队，其价值自然高出许多。更为严厉的是评定军衔前各部门的"临时代用手段"，陈明仁的21兵团整编后立刻开赴广西清剿山贼，六个月内消灭三万多名土匪；董其武的23兵团奔赴朝鲜抢建飞机场，承受美军空袭两个多月建成三处机场。曾泽生的50军虽然汉江防御战扬名立万，但1954年归国后即刻降级为丙级军，这种用后即撤的安排直接限制了晋升前景。
黄维在功德林改造期间曾直言不讳地表示，起义将领的军衔取决于蒋介石所提供的待遇标准，陈明仁在起义前担任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，蒋介石给予兵团司令级别的待遇，董其武则是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，享受省部级配置，曾泽生虽然名义上担任第六兵团副司令，实际上仅掌握滇军这支部队，起义后能够保留军长职位已是特殊照顾。另有一种不便言说的策略，涉及各方势力的权衡，陈明仁是黄埔系代表人物，董其武则代表了傅作义派系，曾泽生依靠的龙云早已沦为统战的摆设，在此局面中，中将已是滇军中的最高级别。
如今普遍认为曾泽生需参照陶峙岳，不过新疆起义所获得的兵力与疆域，其战略地位远非同等规模。相比之下，程潜则截然不同，身为长沙绥靖公署长官，他发动反叛时连一兵一卒也未带走，最终却荣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头衔。其间的深层逻辑在于：领土范围远比武器装备更具分量，政治声望的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歼敌成果。曾泽生率领残余部队在东北进行局部反叛，从整体战略层面来看，这仅算是一次小规模行动。如果严格追究的话，就连长春起事时郑洞国都未能获得军衔晋升，相比之下，曾泽生反而得到了中将军衔的封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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